北京2016年4月7日电 /美通社/ -- 2016年是普惠金融行业全面规范发展、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的关键一年，能否实现健康发展和对实体经济的精准助力，成为普惠金融业态的一大挑战。作为较早推进普惠金融的平台，宜信普惠对中国普惠金融下一步发展有怎样的思考？在精准助力实体经济、推动普惠金融中，宜信普惠又有怎样的实践？
大数据推动普惠金融，宜信是怎么做的？
“普惠金融在国际上并不是一个新词，而宜信公司开始推动普惠金融业务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06年。”据宜信首席战略官陈欢介绍，在国内，普惠金融近年来陆续进入到政府的纲领性文件中，进而引起业界高度关注。“这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这一大背景密不可分。同时，鉴于此前的金融服务过于偏重对公业务，忽略了个人金融消费的需求，因此普惠金融，与服务个体金融需求、拉动内需密不可分。在宜信普惠的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宜信普惠对大数据技术的创造性应用，创设了区别于传统征信评估的高效率的信用评价体系。既然人人离不开互联网，就必然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包括信用痕迹，宜信普惠正是通过对数字化的信用痕迹的追踪，快速地对一个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作出判断，实现快速的金融普惠。”
这种判断是依靠计算机模型来展开的。陈欢说，通过客户授权，宜信普惠可以把银行账单、电商交易记录、电信运营商方面的记录等信息源作为分析依据，整个过程由计算机系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
宜信普惠一开始就定位在中国开展普惠金融推动的事业，这也与其一直服务的客户群有较大关系。“一直以来，我们服务的客户就是个人和小微企业，为他们提供借款服务。此前我们统计了一下，在过去几年，我们为每位客户提供的金额平均在4万元-5万元左右，这些绝大多数为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借款，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也是出于对这些客户的了解。但无抵押、无担保的借款模式，也同时给我们提出了难题，那就是如何在并不算完善的信用体系中，保证平台的资产质量，降低潜在的违约风险。”陈欢这样表示。
据他介绍，早前，宜信普惠的普惠金融服务依赖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个人征信记录报告，公司里的服务人员甚至练就了鉴别这些报告真伪的本领。“随着大数据的获得与普遍应用，宜信普惠风险管理的水平也在提升。目前，宜信普惠推出的部分产品，已经不再需要人工参与审贷过程了，这些未来可以完全交给宜信普惠大数据系统，交给风险控制模型和算法，通过客户提供的数据授权，系统能够快速反馈客户能够获得的借款额度，最终实现平台对客户的快速服务。”陈欢表示。
对于大数据的应用，在实践操作中，普惠金融的一个较大的难题还在于数据的共享使用。“比如说，一个急需用钱周转的人，他可能已经在很多平台上借过钱了，但由于这些平台的数据并未联网，导致他还可以在更多平台上借到钱。或者说，一个信用有瑕疵的人，依旧可以在其他平台上拿到资金，而要杜绝这种情况，行业信息共享是当务之急。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共享数据，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很期待接入这一系统，特别是宜信普惠这样的规范运作的从业机构，也期待社会信用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更愿意为这一系统贡献我们的数据，帮助更多平台降低风险，进一步实现普惠金融。”陈欢称。
精耕细作促行业成熟：参与者对行业都要有敬畏之心
今年是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第一年，作为国内普惠金融行业的领军人，宜信公司今年在推动普惠金融领域又有哪些计划？
对此陈欢表示，首先，要充分利用今年我国是G20（即“20国集团”）峰会主办国这一机会。
“在G20下面有一个‘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组织，致力于推动普惠金融在G20国家的发展。今年宜信公司也加入到 GPFI 的利用数字技术推进普惠金融的项目组中。”
其次，要继续将宜信公司普惠金融服务做精做细。
“当前，我们的普惠金融业务整体布局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宜信普惠相对应的产品也日趋多样化。今年宜信普惠的目标就是将现有服务和产品做到精细化，向纵深发展。同时，宜信普惠还要围绕降低成本做功课。另外，我们还将提高互联网全自动审批借款在普惠金融服务中的比重。”陈欢表示。
迫于条件限制，宜信普惠有时不得已采用一些“笨办法”实地了解农户的信用情况，甚至包括“数数他们家有几头猪、几只鸡”。相比之下，在一些地方，宜信普惠业务通过经销商代理或与农业合作社对接的方式提供服务已属轻松。至今宜信普惠已在农村行进了9年多的时间，目前宜信的“农商贷”正在快速发展，宜信普惠的农机租赁、农业保险等产品也颇受欢迎。
在农村市场特有的简陋金融条件下，宜信普惠也没有放弃标准化努力。陈欢说，通过精确的财务测算，可以计算出宜信普惠在农村地区设立一个可以自负盈亏的网点所需的业务规模，然后进行全国性复制，复制带来规模提升，成本下降，从而有能力服务更多农民。
当前，全社会对精准扶贫给予高度关注，互联网金融平台在推动普惠金融有着哪些作为和思考？
谈到减贫话题，陈欢表示，要区分解决贫困问题的市场化边界，选择减贫的手段。“有些情况下需要公益、财政的力量去帮助其减贫，其他一些情况则需要利用商业和金融手段帮助其减贫。以宜信公司为例，宜信普惠从2009年开始就推出宜农贷，它通过提供借款方式助力农户资金周转帮助其减贫。也有人问，宜信普惠的宜农贷产品既然定位助力农村减贫，为什么不直接提供捐款？根据我们对普惠金融的深刻理解，借与捐的较大不同在于：借款要还，还钱的前提是要挣到钱，这就倒逼农户去选择有收益回报的项目；相比之下，捐款在实现‘让资金流动到最需要的领域’方面还有所欠缺。”
陈欢表示，过去几年，宜信普惠在农村地区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将富裕地区的闲置资金引向“三农”，同时配合各种金融服务、金融租赁服务，助力减贫，“截至目前，宜农贷累计帮助几万名借款人筹集到了近两亿元的资金。这些资金都到了最需要资金支持的中西部农村贫困区域，而且借款人100%正常还款，让资金发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作为中国“普惠金融”的早期商业实践者，宜信公司创始人、CEO 唐宁也表示，“普惠金融”的首要是解决融资难，也就是资金的可获得性。由于当下普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低，信用体系尚在完善中，当有借款需求的时候，无可获得，或者没有任何的预见性，规划性，到底能够在多长时间之内获得。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下，融资难的问题都没解决，融资贵都算不上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加强“投融资体制”的建设、“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体系”的实质，解决大众创客群体面临的普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让普惠金融服务真正普惠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