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我们迫切需要决定性的大选结果 -- 我们需要“立即行动”
-- 我们必须解决赤字问题 -- “悬浮议会”难有作为
伦敦2010年5月6日电 /美通社亚洲/ -- 英国选民需要在5月6日投上坚定的一票，因为政府必须就公共开支过高和国家债务飙升问题立即采取坚决的行动，由此给市场以积极的信号。在“疾风劲雨”的经济形势下，党派斗争和民众沮丧并不是英国政府所需要的。
正如 Sam Goldwyn 的箴言所云：“绝不要做预测，尤其是预测未来。”在这必将是30多年来无法预测的英国大选的前几天，他的忠告显得格外“应景”。
但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自信地做出这样一个猜想，那便是或许没有一个政党能够以绝对优势在大选中取胜。“悬浮议会” -- 即没有一个政党能赢得绝对多数席位——似乎是最有可能的结果。对于政治评论家和热衷于欧洲歌唱大赛 (Eurovision) 这样在投票之夜制造紧张气氛的人们来说，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是一种讨喜的谈资。但在英国面临空前的预算赤字，主权债务在发达世界中“名列前茅”的危急关头，犹豫不决对经济和投资者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认为前途可能令人沮丧，因为过去鲜有像2010年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有效而坚决的政府。目前对英国而言，较好的情况便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执政，能够大刀阔斧地将每年的公共开支削减200亿英镑，从而令国家财政逐步恢复可持续发展，而在近期内更重要的是向市场表明国家入不敷出只是一种失常，并不会成为一种常态。
另一方面，优柔寡断可能也会造成最坏的结果。如果无法在三个月内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便可能会引发一场波及甚广的货币与利率危机。
重蹈覆辙？
犹豫不决的结果可能意味着什么？这里可以列举的先例有限，但并不是没有。上一次英国大选产生“悬浮议会”的时间是在1974年2月，当时喇叭裤、花衬衫和厚底鞋风靡一时，苏丝夸特 (Suzi Quatro) 刚刚将 Mud 从畅销金曲榜的冠军宝座上挤下。如果说今时今日与1974年在文化上有着天壤之别，而在经济和政治上却惊人地相似。更重要的是，这种近乎势均力敌的情况带来了极为麻烦的后果，造成了财政恶化，终于不得不在1976年低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求援。
在经济上，和1974年一样，今年的大选同样是在宏观经济极其不稳的背景下举行的；而在政治上，虽然目前的政府不受欢迎，但反对党派也未能动员足够多的支持者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投资者最担心的并不是这种种相似之处，而是事态的后续发展。
1974年2月的大选造成了政治不稳定，最终不得不在同年10月再次举行大选。在那八个月中，政策瘫痪和缺少有效的决策使得公共财政状况继续迅速恶化，终于在两年内，1976年的英镑危机迫使英国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向 IMF 求援。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真是这样吗？
历史有可能重演。虽然其他许多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2010年的大选几乎只关心一个问题——即便没有一位政界要人有足够的勇气（或许只是愚勇）解决面对的这一问题。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便是空前的预算赤字，它已接近 GDP 的12%（与此相比，上世纪70年代中期7%的赤字简直就是小题大做）。
让我们清晰地对这些问题加以说明。2000年至2008年间，英国经济腾飞——现在我们知道那几乎完全就是幻觉，是由于房地产泡沫造成的，鉴于同期极低的国内储蓄，高房价几乎完全是向国外大规模借债而产生的后果。英国政府非但没有意识到这种经济繁荣的虚幻本质，还否定了盛衰循环的真理，大肆挥霍（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入不敷出），实际公共开支增加了50%以上。当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时，财政“高潮”退去，公共财政状况深陷困境。
去年，英国政府支出占 GDP 的48%，税收及其他收入仅为 GDP 的36%。英国赤字接近 GDP 的12%，与希腊相当，比西班牙和意大利更为糟糕。实际上，观察人士有时或许很难理解如此挥霍，英国何以无视其货币及债券价格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一直支撑到现在。
有时效限制的保护手段
正如我们在最近的一份报告[1]里所说的那样，支撑起英镑的乃是“三大支柱”（three props），而每根支柱都是有时效限制的。第一根支柱是量化宽松政策，英国政府通过该政策创造出2000亿英镑的新资金。英国政府表示，量化宽松政策不等于将债务货币化，而量化宽松政策和英国政府的 CGNCR[2] 筹资要求（2010亿英镑）之间的对称关系纯属巧合。对的。
第二根支柱是政治局势本身。由于意识到在英国大选临近之时不太可能会采取强硬的决策，国际市场对英镑相当容忍，认为大选一结束便会出现决定性的行动。第三，人们普遍认为，英镑在过去两年里的大幅贬值将促进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复苏。
现在，这三大支柱都已经到了各自的时效期限。重复使用量化宽松政策这种权宜之计会使市场和通货膨胀风险达到令人无法接受的水平。由于英国经济的缓慢复苏远逊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即使股市小幅上扬也难以提升对货币贬值可以刺激经济的信心。确切地说，“政治间歇期”的保护手段在6月6日以后便会失去作用。
简而言之，如果英国要避免为过去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全额买单，就需要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由于可能出现悬浮议会或者某政党拥有微弱多数席位（这差不多一样糟糕），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恐难成行。
走上弯路
英国迫切需要削减赤字，而悬浮议会极有可能导致政党的装腔作势和政策搪塞。
首先，1974年的先例清楚地表明悬浮议会难以运转，可能会导致几个月后再次进行大选。如果政治家们对此有所怀疑，那他们将会保持选举之前的做法，而这意味着没人会冒险采取强硬决策，从而导致自己在选举时不受欢迎。
一些评论家无视悬浮议会存在的危险，并说服自己相信一个“平衡的议会”可能是件好事。我们认为这就和波丽安娜 (Pollyanna) 相信“快乐的游戏”[3]一样。尽管大多数欧洲统治体系确实能产生效力各异的联盟，但英国的政治体系本来就存在冲突，并不适合共识政治。
图1：2009年末部分国家的外债情况*
外债（单位：10亿美元） 外债与 GDP 的比值 人均外债（单位：美元）
英国 $9,088 423% $148,708
法国 $5,021 238% $78,382
德国 $5,208 185% $63,258
西班牙 $2,410 176% $59,469
希腊 $553 162% $51,486
葡萄牙 $507 218% $47,348
美国 $13,450 94% $43,781
意大利 $2,328 132% $40,051
加拿大 $834 65% $24,899
日本 $2,132 52% $16,777
*来源：CIA World Factbook
另外，英国选举系统处于危险的不平衡状态。举例来说，如果各大党想获得30%的选票，那么工党赢得315席，而保守党获得206席，自由民主党只获得100席[4]。（所有认为英国不需要进行选举改革的人都应记住这种算法纯属无稽之谈。）
所有认为英国可以不受长期优柔寡断影响的投资者应该知道下面这些事情。首先，英国已经公布的国家债务（7610亿英镑，折合 GDP 的54%）低于政府债务的真实规模，我们计算出的实际债务（包括公共部门养老金和 PFI[5] 承付款项）为2.1万亿英镑（折合 GDP 的150%）。
第二，经常引用的国家债务基准不是什么关键问题。国内债务并不会带来难以控制的问题，确定财政挑战的真实规模应着眼于欠海外投资者的债务。
2009年末，英国外债为9.1万亿美元，达到了 GDP 的423%，比法国（238%）或德国（185%）高得多，更不用说希腊（162%）和意大利（132%）了。英国人均外债为149,000美元，这又比西班牙（59,000美元）、希腊（51,000美元）或葡萄牙（47,000美元）高得多（见图1）。
因此，很显然，无论结果如何，选举之后都必须立即采取果断行动。评论家们提出了许多可能的政治改革，但对投资者而言，迫在眉睫的问题既非预想的观念也非参与的人员。用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的话来说，必须要“立即行动”。
Tim Morgan 博士
全球研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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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德利万邦战略洞察 (Tullett Prebon Strategy Insights) 第四期《Britain at the Crossroads - The Case for Fundamental Change》
[2] 中央政府净现金需求
[3] Eleanor Porter 的著作《波丽安娜》(Pollyanna)，1913年出版。“快乐的游戏”(glad game) 是指如果波丽安娜设想所有事物都是美好的，那么结局一定是幸福的。这并非上等投资理念。
[4] 席位计算请见 BBC 网站：http://news.bbc.co.uk/1/hi/uk_politics/election_2010/8609989.stm
[5] 私人融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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