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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人道影片《25个字》即将公映

2011-05-05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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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二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查人转信历史

北京2011年5月5日电 /美通社亚洲/ -- 近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深圳市圣托里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纪录影片《25个字》已经制作完成,将于近日公开上映。

2010年8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与圣托里尼文化传播公司签署协议,根据二战期间一个中国家庭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查人转信寻找亲人的故事联合拍摄时长约为60分钟的中英双语纪录片。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支持与协助下,《25个字》摄制组采访了红十字会有关部门领导及历史资料展览室,并应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邀请赴瑞士日内瓦采访了 ICRC 有关工作人员及红十字博物馆。

目前,该片已经制作完成,将于近期公开上映,并角逐多个国际电影节。该片附有一本同名书籍,作为《25个字》真实历史故事的背景资料,目前中文版已经完成,英文版将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翻译后出版发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委员、著名红十字运动历史研究学者弗朗西斯·比尼翁先生(Francois Bugnion)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国际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Dunant Henry) 与古斯塔夫·莫瓦尼埃先生(Moynier Gustave)家族的后代贝尔纳·杜南先生(Bernard  Dunant)和奥利维耶·简·杜南先生( Olivier Jean Dunant)应允出任本片顾问。

附件:红十字人道影片《25个字》简介

一个中国家庭的通信故事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一千多年前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著名诗句,它描述了战火中离散的家人对于亲情的渴望。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深圳市圣托里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纪录影片《25个字》就是对这种深厚情感的历史再现。目前,本片已经制作完成,即将公开上映,并角逐多个国际电影节。

本片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个中国家庭鲜为人知的亲情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之间的正常邮路被迫中断,一个中国家庭 -- 父母与八个孩子被分隔在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相互敌对的国家,饱尝亲人之间天各一方的离散之苦。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只能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所提供的红十字通信来实现;因为战时条件的限制,这种通信被限制在25个单词之内(中文为25个字),必须填写在红十字会的特制表格中。

这八个兄弟姐妹的父亲何澄,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成为追求民主共和理想的革命先驱之一。他曾经发誓要将八个孩子送到当年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那八个国家去留学,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为了实现父亲科学救国的梦想,何家的四个孩子先后踏上了留学海外的征途。因为二战的爆发,其余四个孩子留学梦断,他们只能在国内的战乱中断断续续完成大学学业。战争使这个家族的十个成员分散在国内外八个不同的地方,在国外的孩子日夜思念着祖国,以及在那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何怡贞,何家八个孩子中的长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两度留学美国,分别毕业于蒙脱霍育克女子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她一直从事过渡金属的光谱学研究,在稀土元素的原子光谱研究课题中,成为钇的光谱线从可见光到紫外光定标并发表的第一人。后来,她成为新中国光谱事业的先驱者,在极为动荡的政治风浪冲击下,依然顽强地在中国开拓了非晶态物理及金属玻璃研究,在国际上率先测定了金属玻璃与晶化有关的完整的内耗峰和晶化的内耗行为,并发现了与金属玻璃转变相关的新型内耗峰。

何家长子何泽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冶金专业,回国后曾任昆明中央机器厂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北方工业大学副校长;

次女何泽慧,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学习兵工弹道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她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制造武器。

次子何泽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医学部,后来成为著名的细胞学家。

何家的另外四个孩子,分别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战乱中度过了求学生涯:三女何泽瑛,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三子何泽源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四子何泽诚毕业于华北大学工学院;五子何泽庆,毕业于清华大学。

虽然红十字通信建立了何家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但是,新的障碍又发生了。大姐何怡贞,因为丈夫葛庭燧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和 MIT 辐射实验室的军事科研工作,出于机密原因,她只能放弃与家人通信;二妹何泽慧在德国也遇到了麻烦,她与上海家中的联系中断了两年多,同时,她给大姐的信始终没有回音。

在1943年,德国与法国之间开通了红十字通信,何泽慧借此与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的大学同学钱三强重新取得了联系,爱情的种子在25个字的信中萌发,这种温暖的期盼和爱的力量,使他们熬过了那段苦难的日子。“25个字”,成了世界上最简短、最浪漫,也最令人辛酸的战火情书。

战争越来越残酷,亲人之间的惦念也越来越浓烈,他们都在翘首盼望来自红十字信使的消息,25个字的信虽然简短,但是,那意味着亲人的平安,这是最大的欣慰。

亲人之间的痛苦思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何怡贞终于有机会向家人解释为何很长时间没有写信的原因。何泽慧,在战后的第一个春天里来到巴黎,与钱三强举行了婚礼,实现了由25个字建立起来的爱情夙愿,后来,她与丈夫钱三强共同在居里实验室工作,并以发现重原子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而闻名于世,他们夫妇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战争终于结束了,苦难虽然过去,但是,何家八个兄弟姐妹的父亲却在战后的第一个春天里因病逝世,两年后,他们的母亲也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家族已经永远失去了团圆的机会。

八个兄弟姐妹中的大姐何怡贞,她第一次出国留学时,弟弟妹妹还很小,等到她们长大了,父母又先后离去,何家在数十年的光阴中留下很多照片,但是八个兄弟姐妹没有一张完整的合影,何家也没有一张完整的全家福。何家的孩子们后来纷纷回到祖国,成为自然科学的人才,他们分别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大学教授和学者,终于实现了父亲当年的梦想。

然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何家八个兄弟姐妹为国效力的梦想并非一帆风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中国接连出现大规模的极左政治运动,致使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工作的机会,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在“文革”期间,何怡贞和她作为金属内耗学术大师的丈夫分别受到批判和关押;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下放劳动,钱三强放牛和种田,何泽慧负责敲钟报时。

何家的其他孩子们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打击。在那个不幸的年代,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遭遇到灭顶之灾,不仅失去了科学研究的自由和权力,而且遭受批判和坐牢的灾祸,很多人自杀。科学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整个国家都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何家兄弟姐妹们和国外的亲友再度中断联系,由于中国国内的红十字事业陷入瘫痪状态,就连25个字的通信也没有可能,或者说,即便是有这样的通信机会,也没有人敢于和政治上的敌对国家之间有任何联系。

这一切苦难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才宣告结束,如今,何家的八个孩子有四人依然健在,然而,他们都已经是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大姐何怡贞,于2008年7月才离开这个世界,享年98岁,她病逝之后,子女发现了她珍藏的红十字通信,其中不仅包括二战期间的亲人来信,还有在极左年代,美国的往日同窗和好友寻找她下落的来信。

相对于战争和极左年代的死难者而言,何氏家族的兄弟姐妹毕竟还是幸运的,25个字曾经给他们带来过心灵的抚慰,往事已经不堪回首,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粘着战火硝烟的25个字,不会忘记那逝去的亲情与美好时光……

消息来源: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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