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14年6月19日电 /美通社/ --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日前共同发布了中国家庭幸福调研报告《“二元”社会的“一元”幸福》。报告显示：城镇家庭幸福感略高于农村；夫妻和睦对家庭幸福尤为重要。那么，针对“什么在影响你的家庭幸福指数”，近日妇女报记者专访调研执行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具体内容如下。
近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 2014‘国际家庭日’中国行动 -- 聚焦城镇化与中国家庭幸福”公益论坛上，发布了一份还原中国当今家庭幸福原生态的报告《“二元”社会的“一元”幸福》。
据统计，我国约有4亿个家庭。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葛振江介绍，“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始终以增进人口福利与家庭幸福为宗旨，而基金会联合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开展的‘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实施了‘宣传倡导、健康促进、致富发展’三大行动，不断完善有利于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经济社会政策，切实解决城乡家庭在生产、生活、生育以及养老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了持续了解我国家庭幸福发展的动态变化，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开展了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调研。2013年5月一期研究报告发布，本次发布的为二期研究报告。
葛振江表示，该项目于2012年8月～10月对全国9604位成人和2372名子女进行了一对一入户面访。研究显示，尽管家庭类型不同，但是所有家庭排在前五位的家庭幸福因素具有较高同质性，“夫妻和睦”“家人身体健康”“儿女懂事”“长辈通情达理”“生活有保障”以及“家人团聚的时间多”等都是不同家庭前五位幸福因素中常见的选项。
“同时，我们还能看到，当前城镇家庭的幸福感水平总体要略微高于农村家庭，但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在影响家庭幸福重要因素的选择以及排序上差别不大。”葛振江表示。
那么，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人口流动性的加大究竟给现今社会的家庭幸福度带来哪些影响？影响中国家庭幸福的元素和以往的历史时期相比，都有哪些较为明显的变化？记者近日专访了主持此次研究项目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请他予以解读。
记者：在当今社会中，哪些因素正在影响和改变中国家庭幸福度？
翟振武：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软环境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最受重视的是夫妻关系，其次是与子女的关系，跟长辈的关系相对而言受到关注最少。在调查中，有近五成家庭认为“夫妻和睦”是影响家庭幸福的第一因素，另有近两成家庭将其排在第二位。由此可见，夫妻琴瑟合鸣的确是家庭幸福美满的关键因素。
另外，“家人身体健康”也是家庭幸福的刚性需求，排在影响家庭幸福重要因素的前列。值得注意的是，“家人团聚的时间多”已经超越了“孩子有出息”“有知心朋友”“邻里关系好”“有车有房”以及“人脉广泛”等选项的排序。与“故土难离”“几代同堂”的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人在他乡”成为常态，快节奏的生活以及高压力的工作学习使得“小家庭”往往只有等到晚上才能共处一室，“大家庭”则一年都难得聚一回。能有更多机会同家人聚在一起，享受其乐融融、温暖朴素的家庭氛围，已成为不能忽视的家庭幸福诉求。
记者：位于不同地区的家庭幸福感有哪些不同？
翟振武：本次调查抽取的样本覆盖了分布于东、中、西部的十个省市。东中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环境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这也必然会导致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家庭在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有所不同。调查结果显示，东中部地区更为看重家人团聚对家庭幸福的提升作用，有一成左右的家庭将“家人团聚的时间多”作为影响家庭幸福前五位因素的首选。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家庭倾向于“有房”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有7%～8%的家庭将“有房”列为影响家庭幸福的第二重要因素，这个数字在东部家庭中仅有4.8%。不过，此三大地区家庭均不重视“有车”的影响。
记者：孩子作为家庭中最为核心的成员，他们的哪些问题是家长最为关注的？
翟振武：在接受本次调查的10299位在婚或者经历过婚姻的被访者中，有8936位是有子女的。从他们的反馈来看，家长最担心的子女问题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子女健康、子女安全、子女成绩。近年来，毒奶粉事件、校车安全事故、食品安全隐患等安全类问题频发，成为父母最担心子女健康及安全状况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们还发现，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关注度相对较低。这类家庭多少都伴随着一些强烈的情感波动，孩子不论身体还是心理健康都极易受到负面影响，所以家长会把对他们成绩的关注转为身心健康方面。
记者：农村和城市家庭的幸福指数哪个更高？
翟振武：其实许多人都很想知道，在当前数亿计的人口离开农村流入城镇后，他们真的幸福吗？城乡家庭幸福差异有多大？这些差异背后蕴藏着哪些故事？这些都是我们此次调查所特别关注的问题。
调查发现，当前城镇家庭的幸福感水平总体要高于农村家庭，其中，城镇家庭的标准化幸福感得分可达5.99分（满分为10分），接近60%的城镇家庭得分在6分以上；而农村家庭的标准化幸福感得分约为5.79分，得分在6分以上的农村家庭仅仅超过45%。
同时，城镇家庭内部关系也略好于农村家庭。在调查中，超过7成的家庭中，成员间能够经常相互给予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超过八成的家庭中，成员间可以做到经常彼此关心。其中，城镇家庭的亲子关系明显更优，43.25%的城镇家庭表示“非常好”，农村家庭为39.5%。在农村家庭，留守儿童、老人和流动青壮年之间的亲子关系相对容易恶化，这已成为家庭幸福的重要牵绊。同时，农村的婆媳关系问题比城镇突出，婆媳关系非常好的城镇家庭约为19.58%，农村为17.58%。
记者：农村家庭在表达渠道方面是不是相对更为缺乏？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家庭幸福指数吧？
翟振武：是的。伴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兴起，个人可以在媒体传播中更快地表达诉求。调查发现，个人和家庭的诉求能否在政府和社会的回应中得到满足，问题能否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得到解决，越来越同家庭幸福感紧密结合，诉求表达已经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一环。没有渠道表达诉求的家庭标准化幸福感得分为5.88分，渠道较多的家庭标准化幸福感得分可达6.03分。农村家庭缺少诉求表达渠道的比例约为48.54%，而城镇家庭为41.62%。困难时确定无法从政府和社会得到帮助的农村家庭为20.03%，城镇家庭为17.98%。由此可见，拓展农村家庭诉求表达渠道是稳定农村、幸福农村的必要要求。
记者：家庭幸福指数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吗？
翟振武：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收入水平和收入公平程度对家庭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存在着正向的影响。在农村地区，家庭年收入每提高1万元，标准化幸福感得分将提高0.004分，在城镇将提高0.01分。
从调查结果看，我国家庭收入公平状况不是特别理想，只有1/3的人认为收入比较公平；45%的人认为收入公平性一般；有高达1/5的人认为收入和别人相比存在不公平。
总体来说，对收入公平性评价越高，家庭就越幸福。这一点对城镇家庭的影响更为显著一些。
记者：在您看来，如果想提升全社会的家庭幸福指数，政府及社会相关部门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翟振武：我们看到，收入公平对家庭幸福指数具有直接影响，所以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分配政策时应该同时考虑提高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两个方面。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人口处于大流动时代，造成的家庭成员离散和家庭分离，对家庭幸福有很大的损害。我们应该探索适宜的政策调整措施，推动家庭化人口流动，减少人口流动对家庭幸福感的冲击。我认为，首先，应该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消除二元分割体制对“团聚”的阻碍。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为消除城乡壁垒、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逐步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福利，淡化户口的价值，构建城乡统一的新型资源配置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要为家庭流动化提供制度保障，不仅要继续做好接纳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更要做好顺利接纳其家庭的准备。具体而言，在进一步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以家庭为服务对象，覆盖全部家庭类型和整个生命周期的家庭服务体系。
另外，调查数据显示，无论城乡，对未来养老问题感到担忧的家庭占80%以上。在此情形下，需在城乡养老保险探索的基础上，扩大养老保障举措覆盖范围，强化养老服务体系支撑能力。一方面，依托现有服务网络建立社区日间老年人照料中心，开展家庭养老技能培训，建立家庭医生巡回探访服务制度等；另一方面，要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并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而安全问题和社会信任也已经成为城乡家庭共同的忧虑。在回答“您家担心人身安全吗”这一问题时，72.8%的家庭都对人身安全有不同程度的担心，还有超过六成的家庭对财产安全有担心。由此可见，社会安全感的普遍缺乏成为家庭幸福的重要隐患，亟待解决。有3/4的人认为当今人际关系冷漠，无论城乡，有近三成受访者认为熟人不值得信任。为了提升人际间的温暖，应该加强社区建设，更好地反映居民的社情民意，推进社会的自我管理，同时也可以扶持和引导民间组织，激发社区活动参与的活力，畅通表达利益诉求的途径，拓展共享社区致力成果的渠道。
